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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社会学本土化的实体性研究基础
来源: 未知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20-11-09 18:11

  :作为一种学科舶来品,起源于欧美的社会学要想真正在包括东亚在内的非西方社会立足,舍本土化之外别无他途。这里所说的本土化,绝不仅仅限于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反思和纲领性倡议,也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方法的原则性表述,而是要循着社区研究的路径,以真实而具体的本土地域社会研究为依托,展开具有本土社会实体性支撑的真正意义上的经验研究和实证分析。从20世纪30年始,东亚社会学本土化的实体性展开经历了社区研究和地域社会学两个阶段,其具体实施路径为:以城乡社区或地域社会为基本研究单元,通过实地研究描绘出地域社会的总体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具有东亚本土特色的学术命题,在与西方社会学对话的基础之上,建构东亚社会学学科的话语体系,实现学术研究的创造性转化。

  项目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8ZDA119)。

  作者简介:田毅鹏,男,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如果将孔德提出实证哲学概念作为社会学发生的标志,那么社会学诞生的时间已经接近200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社会学由欧洲而北美,由北美而东亚,最终走向世界,至今已成长为世界性的学科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同时也成为社会良性运行和发展的应用性学科。应该承认,在社会学的诞生地——欧洲,因其最早进入近代工业社会,因此在构建社会学理论体系过程中,欧陆的社会学家得风气之先,做出了最为突出的学术贡献。这直接导致了现今学术界通行的各种权威版本的社会学教科书基本上都是以欧美社会学家创制出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而展开的。在社会学发端的问题上,欧美学术界表现出“时间在先”“实践在先”等天然优势。同时,这些源自欧美的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还具有极强的播散性,通过跨国传播的渠道,进入到非西方社会,最终成长为一种“世界性学术”。

  我们必须承认,由于社会学建立时,主要是基于欧美的经验和材料,使得其理论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局限,这在很多西方思想家的著述中均有较多提及。实际上,克服此种局限的方法也非常简单,那就是走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本土化”道路。这里所说的本土化,不是仅仅限于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反思和倡议,也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方法的原则性表述,而是以地域社会为依托,展开具有本土社会实体性依托的真正意义上的经验研究和实证分析,使得社会学研究得以建立起本土化的社会实体性基础。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西方社会学传入东亚的早期历史,对上述论题展开探讨。

  从历史上看,起源于欧美的社会学大约从19世纪晚期开始陆续进入东亚。当时,作为社会学的发源地,欧洲社会学实际上也仅仅只诞生30余载,尚未完成学科化任务。由于刚刚诞生的社会学体现出人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渡进程中诸多复杂的面相及发展趋向,使得当时的学科发展虽然还不甚完善,但却表现出具有超乎寻常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在此种背景条件下,西方社会学传入东亚的过程,注定会引发出一系列具有特殊意义的交往碰撞和多重回应。

  在日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学传入开始于明治维新后。其中最值得认真研究追索的富有特殊意义的事件应首推“社会”概念的命名和创生。1875年,以福地源一郎将society译为“社会”为标志,揭开了关于“社会”的学说在日本传播的序幕。1893年,东京大学设立社会学学科,以此为标志,社会学开始被正式纳入日本现代大学教育体系之中。中国在甲午战争后民族空前危机的背景下,启蒙思想家严复在社会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严复使用了“群学”来称谓社会学。1902年,章太炎翻译日本人岸本能武太撰写的《社会学》,将日本人理解的“社会学”传入中国。由此,在社会学传入中国的早期,便存在着“社会学”与“群学”之间的选择和转换问题,构成了东亚社会学发端期最值得认真研究反思的一幕。可见,起源于欧美的社会学传入东亚后,经历了一个“社会学—群学”复杂互动和转换的过程。通过对其演变过程的分析观察,我们可以窥视出东亚社会学发端期一系列值得特别关注的演进轨迹。

  第一,日本首先创制出“社会”概念,虽然不是直接引入西方社会学,但却对东亚接受西方社会学的整体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前所述,福地源一郎1875年率先创制出“社会”概念,以对译英文中的“society”,具有非常复杂的内涵。在福地源一郎看来,这里所说的“社会”(society),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世间”,而是“具备足够的教养,明确讨论的规则,值得一同讨论的人才可加入的公共领域”①。此事件的意义在于,“福地樱痴开‘社会’一词之先河,也在其首次运用中决定了该词的性质。……在此意义上而言,‘社会’一词自其诞生之日起,即在相当程度上被置于日本特殊的文化背景之中,同时也在催生一种特殊的文化背景”②。可见,明治维新后,日本率先以“社会”概念对译出“society”,堪称是东亚引进西方社会学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其所蕴涵的理论意义在于,就日本传统社会的本体而言,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社会”(society),而业已步入现代的欧美世界则存在。毫无疑问,自“社会”概念被创制出来的那个时刻,便显示出其与日本本土社会的“异质性”。很显然,福地源一郎是将“社会”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性符号提出来并加以表达的。这实际上是从“社会”与本土社会的“异质性”的视角,做出社会学本土化的“另类表达”,对日后日本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此需要强调一点,西方近代civil society的成立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宗教改革、所有权确立的背景下,人作为个体的分离,但当时的日本并不具备该条件。然而,在缺乏必要条件的情况下,概念却仍然得以顺利引入,这在西方以外的地区其实并不鲜见。这是因为,概念固然可以融入其固有的背景之中,但有时也可以催生出固有的背景”③。

  第二,在社会学初入中国时,以严复为代表的思想家之所以使用“群学”概念来表达西语中的“社会学”,其主要目的在于:试图在引进西方社会学的过程中,寻找外来学术与本土思想之间的契合性。

  众所周知,在中国,西方社会学的传入大约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主要被称为“群学”或“社会学”。虽然中国思想界接触到社会学概念要比日本晚30多年时间,但在当时民族危亡的背景下,最早将社会学学科传播到中国社会的思想家实际上是将社会学、群学作为救亡图存的手段而引进的。早在1891年,康有为即在广州万木草堂讲群学;1896年,谭嗣同在《仁学》中首次使用“社会学”概念。但真正从理论和学术高度推出具有学理意义的社会学概念还应首推严复的《群学肄言》。在一系列的严译名著中,严复借用荀子“群”的观念,指出天演之变,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他曾给“群学”下过一个定义:“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④又说“斯宾塞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⑤。可见,作为西方社会学早期的传入者,严复努力将中西思想融会贯通,实现创造性转化。19世纪90年代后期,启蒙思想家严复提出群学概念,试图通过中国原典时期的社会思想,来对应性地化解舶自西方的社会概念。

  对于“群学”译法,周有光先生曾给予高度评价,“Sociology,清末严复翻译为‘群学’,译得很好。可是在日文翻译浪潮之下,后来通行‘社会学’”⑥。费孝通也认为“严氏指出西方的社会学和中国传统的儒学脉脉相通,可惜这见识没有为后辈所重视”⑦。在另一篇文章中,费孝通更是用了很长的一段话来强调:“群学这个名词是否比社会学一词好,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但是社会学一词,我想是从日本传来的,却比群学一词更普遍地被采用了,以致现在已没有继承严先生用着他得意的翻译了。我似乎带了一点遗憾的语气来提起这一件名词上的小事并不是偶然的。我们如果有机会翻出严先生的译本来诵读时,我知道现在已经很少学生会有这心情,一定会体悉到译者想把这套洋货加以汉化的苦心。他努力地在中国旧有的思想中去寻求原有的概念来套取西洋的思想系统。我相信他大体上是成功的,因为我已说过在这方面我们确有此方便。但是他的努力却并没有传下来,至少他所用来表达这一套新学问的旧名词,却大多和‘群学’一词一般被遗失了——在教条权威没有在中国社会中消失之前,正是严先生引进‘群学’的时候,真正的社会学是无法在中国学术界生根的。社会学这个名词代替了群学,正象征着两个时期,我们为方便起见,这界限可以放在‘五四’。”⑧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戊戌时期严复关于“群学”的界定和辨析,实际上已揭开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序幕。

  第三,通过对中日两国社会学史发展进程的简略考察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早在西方社会学作为舶来品传入中日两国之际,即已产生了较为强烈的本土化基本诉求,主要表现在日本围绕着社会概念的创制而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活动。而在中国以严复为代表,则围绕着群学和社会学概念之间的细微差别,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斟酌思考和选择。这一传统在东亚社会学日后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继承和光大,如1913年,希如在其所著《孟子社会学发微》,正式提出孟子也有社会学思想。作者在《绪论》中说:“中土向无此学(指社会学)专名。其言社会,取义盖狭。然经史百家之言,实于群理多所发明。其言之尤深切著明者,莫如孟子。虽现时社会学家最新之理想,皆可于七篇中参其消息。”⑨

  社会学传入东亚后,作为舶来品的西方社会学,因与东亚社会存在的明显差异和隔膜,导致其发展过程相当曲折。虽然19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西潮东来而涌入的西方社会学业已成为一种必然,同时在欧美资本主义列强冲击的过程中,东亚社会自身所发生的一系列剧烈变迁也给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施展空间。但作为一种外来的理论和学科却始终与东亚社会存在着明显的隔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社会学知识的讲授者、言说者主要是西方学者,或是从西方学成归来的留学生,很难真正融入东亚社会。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此时期学术界一些学者充满焦虑地大声呐喊,认为当时的社会研究并没有真正进入本土社会。

  在社会学登陆日本初期,其发展即表现出明显局限性,“日本之社会学是和西洋文明之输入共同开始的。在明治初年因当时上的必要,大部分的输入是论”,“明治十五年乘柱孝太郎翻译的Spencer的社会学原理,十六年有贺长雄发表《社会学》一书,这是日本社会学最初的一本。日本之真有社会学是在欧洲大战之后。米田庄太郎博士是法国美国派综合社会学者。采取和德国之分析的形式社会学相似的立场者为高田保马博士。米田及高田在日本社会学的摇篮期,算是有了相当的贡献”⑩。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日本,随着社会学进入大学学科体系,社会学获得了初步的发展,但因日本的社会学深受德国形式社会学的影响,强调哲学式的思辨,经验性不强,与日本本土社会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隔膜,学界逐渐开始对社会学所面临的“水土不服”产生了较为明确的本土化理论自觉。1924年,日本社会学家若官卯之助在《日本社会学杂志》发表《日本社会学的方向》一文,指出:“具有四十余年历史的日本社会学现在好像还是拿欧洲社会学微弱的反向在那里自以为满足,若容许我不客气地说,则日本社会学的研究,没有什么冲动、基点、中心、目的,简直在无方向的无我之梦中,只跟着欧洲社会学团团转,为日本社会学的一特征。这特征如果任其长此下去,则日本之所谓社会学者,在世界社会学界中,有也不多,无也不少了。”(11)

  类似的情况在当时的中国也表现得比较突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学在中国社会中实际上仍是一种舶来品的存在,其话语被外国教师把持,与中国社会存在着较大的距离。费孝通在回忆20世纪30年代前后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情形时曾指出:“我说社会学在中国的初期是舶来品这句话,在这个时期大部分还是正确的。在讲座间的辩论里所应用的论据多引用西洋社会学的理论和事实。西洋社会学里的各种派别,各从它们所授的生徒,分别传入中国;中国社会学所不尽同于西洋社会学的在它们和实际社会的关系上:西洋的社会学不论哪一个派别,都反映着一部分社会现实,但是当它被带进中国来时,却只剩了一套脱离了社会现实的空洞理论。”(12)杨开道也认为:“美国社会科学的毛病,是只用本国的材料,而不用外国的材料;中国社会科学的毛病,是只用外国的材料,而不用本国的材料。尤其是社会学一门,因为目下研究的朋友,大半归自美国,熟于美洲社会情形,美洲实地研究,所以美国色彩甚浓,几乎成为一个只用美国材料,而不用中国材料,不用欧洲材料的趋势。”(13)

  由此可见,在中日两国接受社会学的初期,即较为明确地意识到作为舶来品的西方社会学本土转化的必要性,而不是简单地将社会学看作是一种工具性的强国富民之术。首先,在西方现代社会学传入之前,东亚社会业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本土社会思想体系,并表现出与西方社会较为明显的异质性,这为其理解消化外来社会思想理论提供了重要条件。同时,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正是那些从西洋学成归来的留学生,较早地发现和意识到社会学本土化问题,并试图通过本土资源对外来的学术进行转化。此外,东亚社会结构与欧美社会存在着较大差别,这直接导致基于欧美社会形成的社会理论经验必然面临更为复杂的调适和转换之处。从群学到社会学的演变,反映出社会学传入东亚过程中,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学逐渐转化为与本土社会相契合的学科的复杂过程。

  如前所述,早在西方社会学初入东亚之际,中日两国的思想界和知识界即较为明确地意识到西方社会学进入东亚过程中存在的内化和转换问题,认为要想真正地实现西方学术的本土化,仅有理念的确立和转换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建立起植根于本土实体社会的学科研究体系,否则外来的学术根本无法落地,更难实现本土化。从时间上看,东亚社会学本土化实体性展开可以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的社会学主要是通过乡村社区研究逐步实现其学科本土化的。日本的农村社会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代表性作品主要有:有贺喜左卫门关于地主制及其关联背景下的家族制度和同族组织研究;铃木荣太郎的以农家家族和自然村为中心的农村社会体系的研究。1938年有贺出版了《农村社会的研究——名子的赋役》;1948年又出版《村落生活——村的生活组织》,系统地阐述了村落家族制度和同族组织问题。尤其值得提出的是,1940年铃木荣太郎出版《日本农村社会学原理》。该书是日本第一部关于村落研究自成体系的学术成果。在这本书中铃木提出了“自然村”的概念。支撑此概念的“自然村的精神”的设想,虽然至今仍存在分歧,但仍然在日本社会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4)。铃木研究观点的精湛之处在于,它不是像大部分社会科学那样照搬欧美的理论,而是形成了独自的理论。这种独自性主要表现在:“最稳定不乱的日本人的思想,它的最应有的姿态存在于农村的家与村中的不成文的生活原理之中。”(15)在铃木看来,不能单纯从抽象的社会结构概念上去把握“村”,它是由具有各种体系化水平的“集团”、个人间的社会结合即“社会关系”、村民的关系圈即“社会圈”等三种社会构成的关系结构。铃木在参考其他各国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努力建立独自的“日本社会学”。当时,欧美的社会学大部分属于“分析个人心理式”的研究。但是,日本的社会学“不是通过将社会现象还原到个人意识”,而是“尽可能在现象本身的发展过程中寻求说明的根据”,其研究的焦点在于“作为社会形态的村和家”(16)。

  另一种致力于日本本土分析研究的观点在于,将日本社会的特点归于其特有的风土。这实际上是在强调地理环境在日本社会特质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在日本历史上,石器和铁器时代同时并存。水田稻作的农耕生产方式从《古事记》时代一直到今天仍留存于社会底层中,它是日本祭祀和神话的源泉。也就是说,日本历史上没有游牧时期,自有史以来就处于稻作社会。这一点也同样表现在文化形态上(17)。日本学者据此提出了“稻作社会”概念,认为“稻作是亚洲固有的农耕文化。在世界上三大农作物——大米、小麦、玉米之中,小麦和玉米由于其栽培扩大到世界范围而失去了‘地区固有性’,但大米并没有跨越亚洲并扩大,是具有地区稳定性的作物”(18)。作为社会经济中心的作物因为引入了水田稻作,日本才成了真正的农业社会。这在日本人的饮食历史上意义重大。日本传统社会经济的中心课题都围绕着大米的生产和流通,这种对于大米的特殊价值观持续至今(19)。

  总之,现代日本社会学的本土化是建立在农村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此时期日本社会学界围绕着乡村本土社会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对于日本社会学的本土化具有重大意义:(1)将日本本土社会研究植根于本土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基础之上;(2)通过乡村社会研究,努力发现日本社会的原型;(3)与东亚其他国家相比较,确立起比较分析的社会研究范式。

  在大致相同的时间里,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也基本上是循着社区研究尤其是农村社区研究展开的。这股社会学本土化的浪潮之所以会发生,最为直接的社会历史背景有二:其一,学术界基于其学术研究中所遇到的理论与现实社会相隔膜的困境而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需求;其二,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抗日战争为中国知识界的乡村关注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条件。“抗战把以前门禁森严的大学疏散到了后方的乡村里,把以前可以终日和普通人民毫无接触的学者送入了破庙和农舍里,书籍的丧失和国外杂志的断绝,使他们无法在图书馆里去消磨研究的精神,再加上了国家的危急,实际问题的严重,他们无法不正视现实,把他们多年来熟习的理论,在现实的人民生活中去求证实和否定了。于是在抗战前几年已经被一部分社会学者所提出的‘社会研究’,在这场合中,成了战时中国社会学的共同的风气了。在这时期进行着实地社区研究的有三个重要研究机关:清华大学的国情普查研究所,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作的社会学研究室和华西大学的边疆研究所。”(20)。

  此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社区学派的领袖人物吴文藻。作为时期社会学中国化和本土化的首倡者,毕业于美国的吴文藻坚信社会学本土化最为真实可靠的实现路径在乡村,将社会学研究植根于乡土地域社会,有助于发现中国社会的自主性。而社区研究之所以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主要是因为:

  第一,社区研究可以摆脱书本概念,通过实地研究,形成对本土社会全面深刻的体认。社区实地研究“以实地研究始,而以实地研究终”;“理论必须根据事实,事实必须符合理论”(21)。“‘实地’是对‘书本’而言的。社区研究和社会调查一样,注重实地考察,切身体验,直接去和实际社区生活发生接触,而尤注重于沉浸在那活的文化里被熏染,去受陶融,同本区人一样的感觉、思想和动作,这样生活完全打成一片以后,对于社会的,文化的全相,才能彻底地明了。像这样的真切的经验,绝不是从书本上可以得到的。因为书本上所记载的是人家对于实际生活的描述而不是实际生活的本身。这种间接获得的知识,总不及切身体验得来的线)

  第二,通过实地研究,可以总结、提炼、概括出地域社会的总体结构及其特质。实地研究实施操作的要领在于:“(1)在一个特殊社区之内,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密切地相互关联而成为一个整体,或体系中的各部分。在研究任何一方面时,必须研究其他各方面的关系。在研究任何‘风俗’或‘信仰’的功能时,必须把社区看作一个统一的体系,来定它在这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2)一个社区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便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亦就是由个人联为一个集体的一组社会关系。所以社会的绵续,社会生活的绵续,必须依赖结构的绵续。(3)社会功能与社会结构二者合并起来,就是社会体系。社会体系靠着个人利益的和谐、联合与调适,而将人类联成一起。社会结构就是这个完整的产物,或说它的本身就是这个完整。任何社会活动的功能,就是它对于适应或完整的贡献”(23)。

  另一位时期社区研究的主要人物杨开道也借鉴社会学家麦艾维(R.M.Maclver)的“地方共同体”(community)概念,将农村社会定义为一种以农业为共同职业的“地方共同社会”(community)。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主体关系,农村社会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它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人口、土地、社会交往、教育、经济、宗教、、卫生、娱乐、社会组织等诸要素都囊括在内。基于此,可以建立起一种系统化的农村社会研究(24)。

  总之,从20世纪30年始,在中日两国接触到西方社会学半个世纪后,社会学的发展开始呈现出突出的本土化特色,其主要的标志便是基于本土社会研究而生成的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研究。此时期的农村社会学不仅仅是从一般意义上研究乡村的变迁,而是以本土乡村社会为依托,对本土社会展开的一种具有寻根意义的研究。由于乡村社会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和本土性,赋予了其研究特有的厚度。在这一意义上,以城乡社区为单元的地域社会研究,使得社会学本土化的一般性原则纲领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实体性支撑。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东亚社会学的本土化主要是通过乡村社区研究而获得展开的线年代,伴随着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城乡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日本社会学界率先打破传统的城乡社区的旧有格局,建立起地域社会学分支学科,将东亚社会学的本土化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日本的地域社会学实际上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进程而发生的。具体表现在,从20世纪60年代日本战后经济发展奇迹发端之时起,急剧扩张的城市化进程使得乡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以城乡一体化为前提,城市与乡村的界限逐渐走向模糊,从而导致传统的城市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的旧有研究框架存在着较大局限。在此前提下,超越都市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构建起地域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便成为必要。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仅仅通过城市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的学科视角来展开观察,已不足以解释地域空间空前复杂的变化。于是,在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的研究队伍中分化出了一部分以“地域社会学”为研究主旨的学者群体。虽然其研究旨趣仍然与农村社会学或城市社会学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但一个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被开辟出来。

  迄今为止,中外学界似乎都承认,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社会学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其理论体系和概念系统基本上是依据欧美社会的经验提炼概括出来的,不可避免地带有种种局限性。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些舶来理论虽然体现了某些欧美社会的特殊性,但同时也昭示了大量现代社会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而且二者往往是复杂地交错在一起,难以分辨。因此,包括东亚国家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在学习、摄取和移植西方社会学的过程中,便不可避免地需要通过启动学科本土化运动,以实现对外来理论必要的消解和转化,使之可真正地植根于非西方国家的本土社会。只有经历了上述这一复杂的“转换过程”,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学才能真正地与本土社会融为一体,具有亲和性和契合性,成为有用之学。

  通过前述对东亚社会学本土化发端及演进过程的考察,我们可以围绕着学科本土化问题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和启示:

  第一,所谓社会学本土化,绝不仅仅限于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反思和纲领性倡议,也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方法的原则性表述,而是运用社区研究的方法,以真实而具体的本土地域社会研究为依托,展开具有社会实体性依托的真正意义上的经验研究和实证分析,其终极目标在于使社会学的发展获得一个真实的社会实体性基础。在东亚社会学早期发展的进程中,我们看到,从社会学进入东亚的初始时刻开始,中日两国社会学者便试图寻找舶来的西方社会学与自身本土社会间的相契合之处,使外来学术能够融入并植根于本土社会。从20世纪30年始,受滕尼斯和芝加哥学派社区理论的启发,中日两国的社会学家陆续开始展开城乡地域社会研究,并试图从经验研究中对本土社会的特质做出理论性提炼和概括,使东亚社会学的发展获得真实的社会实体性基础。进入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以及城乡界限模糊化等现象的出现,又开辟出地域社会学研究的新领域,并基于对地域社会的直接实证研究,获取了一些弥足珍贵的观点。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如果说社会学诞生于欧洲,那么,美国社会学则通过专业系的成立、专业杂志的创刊、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分支学科体系的建立,使“学院社会学”正式诞生。在此之后,这种试图超越农村—城市空间之上的地域社会学则主要起源于东亚。虽然地域社会学在东亚国家已有较快发展并已形成规模,但从总体上看,地域社会学“作为学的体系,尚处在建立过程中”(25)。随着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复杂化,地域社会学将以新的形态和研究范式做出最为直接的回应。

  第二,所谓社会学本土化,实际上就是基于非西方国家的本土社会调查和研究,在与西方理论展开对话的基础之上,建构起一种学科话语体系,使学科发展获得高度的自主性。这里所说的“自主性”,实际上主要是指摆脱东亚社会学对西方的单纯依赖,以对话者的身份,实现“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正如日本学者竹内好所言,东亚要想真正地进入现代世界体系,就必须首先在思想上实现自立,这主要是因为“自近代以来,西方即不仅在器物、制度方面握有霸权,而且在文化学术领域也居于绝对中心,而将非西方国家挤压到边缘位置。致使过去的东方既没有理解欧洲的能力,也没有理解其自身的能力。理解东方并改变它的是处于欧洲的欧洲性。东方之所以成为东方就是因为它被包含到了欧洲之中,不仅欧洲只有处于欧洲中才能被实现,就连东方也只有处于欧洲中才能被实现”(26)。

  第三,东亚社会学本土化的核心目标在于,摆脱“西方中心论”,建构起“本土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从一般意义上讲,所谓“本土社会学”,主要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理论而提出的。如前所述,西方社会学主要是依据欧美经验建立起来的,很少汲取欧美社会以外的其他文明古国有关社会的知识体系和思想精华。这直接导致在社会学领域的公认理论绝大部分源自西方,并使其学科知识基础较为单一,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时至今日,在全球化和非西方国家走向发展和复兴的背景下,对非西方国家本土社会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努力在此基础之上形成更为完整意义上的社会学,则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因为从时间上看,东亚文明起源甚早,其思想文化发展的延续性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从社会的实体性类型的角度来看,东亚社会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实体性类型的基础之上,时期社区学派的创始人吴文藻在当时即规划出详细的本土社会研究计划,指出,如欲为中国社会生活的科学研究,树立一个稳固的基础,就得同时举行以下几组研究:第一组,在中国各地方慎选五六十个较可代表的村落,来做精密的考察。第二组,在中国边疆择定若干非汉民族的地方社区,做同样的考察。第三组,扩大研究的单位,以一省或数省乃至全国为范围,而选定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例如人口、经济、法律、政府与宗教等,做较概括的研究。第四组,对于海外各地的华侨社会,亦做类似的研究;研究时特别注意到各华侨社区与其祖国故乡环境的关系。这种研究的结果,可以增进我们对于“中国民族及文化全部的外界适应与完整”的了解。当以上几组的研究为数较多的时候,我们就可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整体,肯定若干含有高度“概然性”的概论(27)。杨开道也认为,“对于社会组织,农村组织的基本理论,也可以说是发挥尽致了。他们认定邻里社会,乡党社会是一个整体,像我们现在的社会科学,认定他们为一种社会,一种共同社会,一种地方共同社会Community样。整个里面的分子,他们的休戚相关,利害相同,正如一个身体,手要靠脚,脚要靠手,手不能无脚,脚不能无手一样;也正如一个人家,兄要靠弟,弟要靠兄,兄不能无弟,弟不能无兄一样,他们只能共生共存,共倚共赖”(28),费孝通在很多文章中强调农村研究对于社会学学科所具有的“返本”和“寻根”意义,提出“在传统的东方,众多的人口聚居在从事农业的村落中,这又决定了要了解东方的社会很难不从农村入手。在这些农村中一般都缺乏现存的可靠的调查资料。于是,亲自从事农村调查成了研究东方社会的学者入门的必修课。这个客观的道理,使福武直先生和我不约而同地都走上这一条从农村调查作为社会学开始入门的路子”(29)。可见,本土社会学研究无论是其本土性还是世界性,都是至关重要的。

  值得提出的是,我们在这里强调本土社会学的建构,并不是坚守“我族中心”的立场,利用本土资源与西方社会学展开对抗,而是以对话和互释的立场和态度,以开放的心态相互沟通、互动,以丰富和发展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学科的理论体系。我们所推进的社会学本土化,“不是使社会科学研究区域化,正相反,它是使中国学者的努力能够被纳入世界社会科学体系之中”(30)。因为“社会科学的普遍化过程需要注入全球社会科学的本土工程来居间促成”(31)。而从长时段的视角来审视社会学的多线发展轨迹,我们会发现:在前工业社会,特别是人类文明的原典时期,人类在彼此相互隔绝的状态下,展开了带有极强独创性的社会分析研究。作为原典思想和文化,其思想理论奠定了人类社会分析不同脉系的分析研究传统。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这些社会理论和思想智慧多数被遮蔽或淹没。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中西思想文化对话和交流的基础之上,我们要总结挖掘本土社会学资源,实现多重的学术对话,使社会学在植根本土的同时,实现新的世界意义上的发展和提升。

  (11)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李剑华先生纪念集(1900-1993)》内部资料,1995年印刷,第238页。

  (12)费孝通:《怎样做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姚纯安:《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33页。

  (14)[日]鸟越皓之:《日本社会论:家与村的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15)[日]鸟越皓之:《日本社会论:家与村的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16)[日]伊藤公雄、井上俊主编:《日本的社会与文化》,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17)[日]丸山线)[日]首藤明和、王向华:《中日家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页。

  (19)[日]石毛直道:《日料的故事:从橡子到寿司的食物进化》,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0页。

  (25)[日]石川淳志等:《现代日本的地域社会——创造性的再建构与地域社会学的课题》,日本青木书店1983年版,第314页。

  (30)叶启政:《从中国社会学既有性格论社会学研究“中国化”的方向与问题》,《国外社会学》1993年第3-4期。

  (31)马戎主编:《二十一世纪:文化自觉与跨文化对话》(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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