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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批判与出路:21世纪国外劳动解放理论研究述评
来源: 未知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9-12-06 13:13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度发展和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兴产业崛起,再加上新自由主义理念与政策的负面作用,国外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解放问题发生异变和重构。

  摘要: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深度发展和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兴产业崛起,再加上新自由主义理念与政策的负面作用,国外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解放问题发生异变和重构。在新的背景下,国外思想理论界不仅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状况和劳动解放主体的新变化,揭示出信息技术对劳动形态的塑造作用,而且在批判新自由主义劳动政策的同时,试图理性对待马克思主义劳动解放理论及其实践方案。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解放问题虽然具有了新内涵和新特征,但并没有超脱马克思主义劳动解放理论的问题场域。

  劳动解放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国外思想理论界持续探讨的重要课题。21世纪以来,国外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解放问题不仅遭遇着全球范围内经济形态的调整,而且面临着信息网络、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因素,在劳动状况、劳动解放主体、劳动解放诉求等方面呈现出全新样态。对此,国外学界不仅批判和反思了新自由主义的劳动理念和劳动政策,而且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劳动解放理论的时代价值,试图从中吸收应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解放问题的思想因子。因此,本文结合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劳动问题的新状况,对国外学界关于劳动解放问题的内涵特征、思想批判和解决方案的观点进行了述评,以期为深化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解放理论研究和构建中国劳动解放方案的国际话语体系提供参考。

  进入21世纪,由于全球化的深度发展和技术的广泛影响,国外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解放问题发生结构性重置。冷战结束后,“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加深了各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一体化程度,拓展了资本流动、产业迁移和贸易往来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内在地更新了传统产业结构和劳动生产形态,衍生出更加丰富多样的劳动主体和资本营利方式。由此,国外资本主义劳动解放问题的跨国互联性特征显著增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劳动问题相互交织缠绕,导致一国范围的劳资关系扩展至全球空间,而劳动生产形态、劳动解放主体等问题亦发生新变化,使得传统工业生产下的劳动解放问题获得新的结构形态。

  世界经济体系的深度融合强化了资本主义劳动问题的跨国互联性特征。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不仅摆脱了冷战所造成的空间区隔和制度壁垒,而且随着世界各国的经济改革呈现出高度一体化的深度融合趋向。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使生产的每一环节均可被安排在能获得最大利润的地域,并经由跨国公司将各环节整合到全球生产链中。这种日益精细化的全球分工加剧了资本与处于不同地域和不同生产环节的工人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发达国家内部的劳资对立、发达国家资本家与发展中国家工人之间的对立、发达国家工人与发展中国家工人之间的对立。这在发生场域上构造出资本主义劳动问题的多重维度,强化了不同国家在劳动问题上的扭结和互动,甚至加剧了“逆全球化”的趋向。

  其一,发达国家内部的劳资对立维度。发达国家将制造业转移至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导致本国制造业萎缩,工人失业率上升,再就业途径狭窄,先前发达的工业地区变成“铁锈地带”。与制造业萎缩相反,发达国家为保持全球竞争的优势,在国内优先发展金融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使得相关从业工人数量和收入水平有所上升,但由于知识技术的要求,并不能消化制造业流失带来的失业人口。这种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不仅恶化了工人失业问题,导致呼唤制造业回流的逆全球化成为中下层劳动群体的诉求;而且加剧了劳资双方财富收入的不平衡态势,资本家能够利用不平衡空间获得最大化利润,其财富呈几何级数增长,而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并未随之同比例提升。国际发展救援组织“乐施会”2017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25年间,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已经超过底层50%人口的收入总和。”[1]更为严峻的是,产业转移使国内工人反抗本国资本家的合法性减弱,为民粹主义等的发展膨胀提供了客观条件。

  其二,发达国家资本家与发展中国家工人之间的对立维度。产业转移固然为发展中国家劳动者提供了工作机会,但实际上并不能持续改善劳动待遇。这是由于发达国家资本家通过“全球劳动力套利”方式盈利,即产品以低廉成本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然后以高昂的价格在全球范围出售,但最终利润仅为发达国家获取。因此,“资本主义的良好发展依赖于对低工资国家工人的极端剥削”[2],由于缺乏社会保障网络,工人的生存条件持续恶化。美国社会评论家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直言:“在非发达地区有数亿低收入工人聚集在贫民窟,其悲惨程度超出恩格斯描述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3]为保持对廉价劳动力的持续剥削,发达国家压制其自由流动,“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最重要的职能就是为了资本的利益,采取严格的边境控制来限制廉价劳动力流动”[4]。并且,发达国家通过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等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攫取高端人力资源,导致不发达国家人才流失严重,难以实现经济结构的升级转型,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性增强。

  其三,发达国家工人与发展中国家工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仅贯穿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的过程中,而且体现在后者向前者的移民过程中。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曾指出,南北国家的经济不平衡结构导致劳工移民持续进入发达国家,这强化了发达国家工人对劳工移民的排异。[5]因为这在发达国家内部强化了本国工人与移民工人的就业竞争,加剧了本土劳动力过剩状况,本国低收入工人所受影响首当其冲,反移民呼声随之高涨。同时,移民工人的劳动权利亦难以保障。数据显示,在美国,2000—2018年间,美裔白人工资增长速度是黑人工资的四倍多,且移民被解雇的风险更高。[6]总的来看,资本激化了全球工人的恶性竞争,使之难以形成抗击资本的合力;但这客观上扩展了资本对劳动工人的剥削空间,即“资本可以利用种族差异来形成差异化的工资和分类化的工人阶级而谋利”[7],从而造成了资本自我调节能力不断提高的假象。

  21世纪以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塑造出全新的以数字劳动为典型代表的劳动生产形态。在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高新技术不仅重塑了以车间、流水线、生产物质商品等要素为特征的传统劳动生产形态,而且催生出以互联网、流量数据、生产虚拟商品等要素为代表的数字劳动形态,使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推动全球经济生产进入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不仅意味着“劳动”内涵更加丰富多样化,拓展了资本的营利方式和流动空间,带给劳动者更深层更隐秘的剥削和控制,而且改变了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和产品形态,使得资本主义劳动问题的经济结构发生着基础性变革。

  数字劳动是一种基于互联网技术的虚拟劳动过程,但资本剥削的逻辑依然贯穿始终。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指出,数字劳动是“基于大公司架构的互联网平台,在发展中必然会受制于这些大公司的资本积累模式,因此也就必然会对互联网使用者的劳动进行剥削”[8]。这不仅指互联网行业工人的劳动(如编写软件、装配硬件、在线客服等),而且包括社交媒体用户的无偿数字劳动(如发微博、上传视频、编辑维基百科等),即生产消费合一的劳动。[9]数字劳动通过数据流量、信息交换、内容制作等方式生产价值和使用价值,使得互联网平台通过出售这些数据获得广告收入等形式的剩余价值,“让生产率足够高、价格足够低,最后导致零边际成本模式的出现,因此数字劳动带来的最大是它可能带来零边际成本的经济增长模式”[10]。数字劳动使劳动场所从工厂转移到通讯工具,模糊了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的界限,为资本剥削提供了新的产业形式。

  数字劳动加速了资本的流通速度。数据可以通过提供价格信号和其他形式的信息来引导投资抉择、市场活动以及消费者的选择。这是因为,“准确的和最新的信息现在成了一种具有很高价值的商品,接近和控制信息,加上及时分析数据的强大能力,已经成了集中协调广泛的企业利益的根本”,故而“对信息流通的控制和对流行趣味与文化的传播工具的控制,同样也成了竞争中的重要武器”。[11]通过记录数据,数字劳动为资本循环积累提供了原材料,“我们的基本交际活动都被封装在电路中,作为资本积累的原材料,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避免为资本主义生产”[12]。斯洛文尼亚左翼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总结道,信息社会的剥削形式从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榨取转换为由知识产权私有化或其他资源的垄断带来的租金,因而,当代资本主义较之以前具有更强的寄生性。[13]

  在互联网空间,数字劳动者虽然可以进行自我表达和交流合作,但实质上只是构建出一种虚拟的共同体,真实的人际关系被数据掩盖,商品拜物教演化为“数字拜物教”。正像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所说,“目前最耐人寻味的宗教正是‘数据主义’,它崇拜的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数据。”[14]福克斯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数字劳动带给劳动者的三重异化:第一重是劳动者与自身异化,若不参与网络活动就会产生社交匮乏感;第二重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异化,数字劳动的工具是个人网络平台,但平台归大公司私有;第三重是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异化,即生产出的财富被资本家占有。[15]此外,资本通过记录人们在互联网上的数据,实现对于消费的操控,从而完成对人的生命的彻底控制。[16]这种现象是因为资本逻辑异化了技术与劳动解放的关系,使劳动者遭受更为隐秘的剥削。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更新了产业格局和劳动力市场供给。在人工智能与劳动者就业问题上,人工智能对发展中国家影响更为巨大,因为外包给这些国家的多是容易被自动化机器替代的重复性工作。而在发达国家,人工智能在替代低端劳动力的同时,也扩大了高端劳动力需求。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99—2016年间,取代重复性劳作的技术变革在欧洲创造了2300多万工作岗位,占同期新增就业量的一半。[17]因此,工人人工智能的传统观念已经被不同国家劳动工人的复杂态度所取代,毕竟人工智能为劳动解放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支撑。英国学者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指出,工人群体对人工智能的认识存在代际差异,老一代被困在传统的工人主义理想中,而年轻一代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劳动解放很感兴趣。[18]

  随着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业布局和劳动生产形态的改变,劳动解放的主体结构更加丰富多元。在传统产业结构下劳动解放的主体是从事大工业生产的工人阶级,而在产业转移、全球分工、技术变革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一方面,传统工人阶级呈现出碎片化状态,经济失业和抗争失语并存;另一方面,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范围与劳动主体的增加范围同步延展,被资本剥削和压迫的新兴产业劳动者等群体成为劳动维权的重要参与者。在资本逻辑普遍化、细密化的经济背景下,如何应对劳动解放主体的分散化、多元化趋势成为劳动解放问题的新内容。

  产业转移和升级使得传统工人阶级日益碎片化。工作场域的分散导致工人难以聚合,“制造业的衰落使具有工人阶级组织传统的一些大的、以工厂为基地的工作场所急剧减少, 代之而起的是一些规模较小的、以服务业为主的工作场所”[19]。并且,在结构性失业的压力下,“长期稳定地受剥削成为一种特权”[20]。工人较多关注升职加薪和实现个人价值,较少关心和工会运动。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工人总数约3.1亿人,而入会工人仅为2949万余人,总入会率为9%,部门入会率仅为6.4%;在工人内部,教育、制造业等传统产业部门入会率较高,入会人数约占工会总人数的76%;而金融业、计算机等高新产业部门工人入会率较低,不足5%。[21]英国学者戈兰·瑟伯恩(G?ran Therborn)甚至直言,20世纪的工人阶级将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取代追求普遍解放方案的将是普遍追求中产阶级地位。[22]

  在传统工人阶级日益碎片化的情况下,劳动解放的主体构成发生着同步调适。在全球范围内,国际马克思大会主席雅克·比岱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新型的世界统治阶级(资本家与精英的联盟)和新型大众阶级(全球既没有财产特权又没有知识特权的劳动者),因此,地方性斗争本身具有世界意义,人民大众只有依靠全球性制度资源才能实现解放。[23]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数字劳动者、服务业者等新兴产业从业者成为劳动维权的参与者。齐泽克指出,工薪资产阶级(如白领工人)是新技术的产物,既通过出卖劳动力来分享新技术带来的工资特权,又由于害怕失去工资特权和沦为无产阶级而成为当今社会运动的主体。[24]劳动主体构成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劳资对立的基本矛盾关系。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就指出,所有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均归属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并不仅仅指大工业化的工人阶级,而是指附属和产生于资本的统治并为其所剥削的所有人”,“当资本更多地将其生产关系全球化时,所有的劳动形式趋向于无产阶级化,无产阶级越来越成为社会劳动的普遍角色”。[25]

  面对资本剥削的普遍化、细密化,劳动主体的再组织化乃至建立广泛的劳动者联合组织成为探讨热点。一方面,加强工会建设,实现工人阶级自身的联合。“如果工人及其工会组织力量弱小,那么资本家就会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强度和降低工人的社会保障等”[26],因此,“争取工会和工人阶级斗争仍然是我们今天寻求建立联盟这一长期战略与策略的中心任务”[27]。另一方面,实现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的联合。阿根廷学者厄尼斯特·拉克劳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生态危机、帝国主义剥削等多重矛盾对抗点,应以“多元主体身份”取代“阶级主体”[28]。法国学者阿兰·巴迪欧用“新人民”的概念来指称劳动解放的多元主体,试图实现多元主体的组织化,强调“新人民”是具有反抗资本统治共识的人们构成的合体,并能产生出战斗性的凝聚新人民的先遣队(如政党)。[29]

  总的来看,由于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持续作用,资本主义劳动问题在发生场域、劳动形态和劳动主体等方面具有了新的结构形态。全球经济体系把不同国家内部的劳资关系交织缠绕起来,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资本家与工人等主体进入一个互联互动、交相作用的问题场域,强化了资本主义劳动问题的跨国互联性特征。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形态和劳动主体相应地发生调整,尤其是技术变革深刻地塑造了劳动生产和劳动解放主体的新面貌,资本统治的普遍化、细密化与抗争主体的多元化、分散化并存。资本主义劳动问题的重构倒逼着国外劳动解放理论的自我反思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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